这种结果,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。
1941年11月的一个绝早的清晨,我父亲被他的大哥拖着,踉踉跄跑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南于。
“拖”这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父亲的离家是出于被迫。外边的世界对一个16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是极有吸引力的。那时的父亲也没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当回事。大爷的一只手拖着父亲的细胳膊,样子很像怕他变卦半路跑掉。其实不是这样。那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,而头天晚上由于兴奋又实在是睡得太晚了。一个懒散惯了的农村少年对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。
那天早晨,大爷用粗壮的大手抓住父亲的细胳膊,在南于出庄的挂着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。父亲挣脱了几次,没有成功,只好一溜小跑地跟着大爷往前踉跄。直到出了南于,大爷才松了他有点神经的手,脚步也才明显地正常起来。
父亲有点明白了,大爷是不愿碰上南于的人,不愿让庄里任何一个人看见他们的出走。父亲有点想不通:咱不偷,不抢,咱是去当兵哩,咱怕人家干哈!盘古
父亲知道,二大爷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,都让大爷不能忍受。现在方圆几十里,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两档子著名的事。搞得他和大爷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,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。我父亲尚好,人小脸面亦小,我大爷就不行了。尤其是于家集大爷老早就定下的媳妇彩妮家的退亲,把大爷最后的一点自尊扫荡一空。大爷放弃了对故乡的最后一块心思,带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亲,要离家远远的,找个队伍把自己卖丁卖出去。
父亲跟着大爷,一路马不停蹄地走到太阳在一天中最热情的时候。父亲知道天已入晌,听见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已如水塘里的蛙鸣连成一片了。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再向前迈一步了,他威胁我的大爷,说,再不给他块干粮垫垫饥,他就要饿死在半道上了。大爷望着他的这么点苦都经不住的小兄弟,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,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坐下,解开了肩上的干粮袋。
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麦子,麦子被他们磨成细细的面,蒸成了白白的馍。父亲倚着槐树,大口大口地塞着过去连过年都很少放开吃的白面馍馍。馍馍细溜溜地没有任何剌激地从嗓子眼里滑下去的感觉,让我16岁的父亲舒服极了。
父亲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树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享受着白面漠馍时,突听身边有动静,一个声音说:两位大哥,可怜可怜俺,给俺口干粮吃吧。
父亲撩开眼皮,看见一个茁壮的脏汉子正哈着宽腰一脸可怜地站在身旁。父亲用塞得满满的嘴,含混不清地轰着他:去!去!去!滚一边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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